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三大博物馆联合主办，梳理傅抱石先生抗战时期的绘画作品

傅抱石《茅山雄姿》镜心 设色纸本 106.5×276.5cm 1965年作

傅抱石《千山》 立轴 设色纸本 107×71cm 1961年8月28日

上个月，《茅山雄姿》在保利春拍以1.87亿元成交，这是傅抱石在世最后一件山水巨制，同时也是市场上唯一可流通的傅抱石大尺幅山水画作。之后，傅抱石的《千山》也在保利厦门以977.5万元成交。这两幅作品一件是在南京市外的茅山写生，一件是在大连棒棰岛(画面题识为东山村)所作。如果说傅抱石晚期大胆革新，强化写生，那么作为傅抱石在抗战时期(即金刚坡时期)的绘画，则是孕育傅抱石特殊画风的母体。在重庆近七年的时间里，是傅抱石创作力最为旺盛的阶段，很多代表作都诞生在这一时期，“抱石皴”也得益于重庆郊区的金刚坡。

展厅入口

2017年7月12日，由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主办的“金刚坡下——傅抱石抗战时期绘画作品展”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四楼临时展厅展出，并将持续至10月8日。这也是重庆首次集中系统地展出傅抱石这一时期的艺术创作。

“金刚坡下——傅抱石抗战时期绘画作品展”展厅一角

此次展览作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策划推出的“中国画•绘画大师抗战时期作品系列展”的首展，展示了来自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珍藏的傅抱石抗战时期绘画作品80件套、印章15枚和手稿10册。其中故宫博物院的32幅傅抱石画作是首次公开集中向公众展示，加之南京博物院的45幅精品。

彼此互为成就的金刚坡与傅抱石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是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在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一大批中国优秀的艺术家迁至重庆。

傅抱石 《临泉品茗》 轴 纸本 设色 纵138 横34.2 1943年作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图片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提供)

傅抱石的山水在古人披麻皴、解索皴等技法的基础上，用纵横的笔势阔笔横扫，以独特的“抱石皴”，形象地描绘了“一半山川带雨痕”的意境。此画远山苍茫、近景葱郁，松树下溪流边水汽弥漫。两高士在草亭里清谈。虽寥寥数笔却神采毕现、超逸高古，有遗世忘机之感，整个画面缭绕着幽淡绵远之气。

傅抱石之子傅二石在文章《金刚坡的回忆》中写道，“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父亲所在的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往重庆。……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三厅决定把文化工作委员会安在重庆市西郊群山之中的金刚坡下赖家桥。参加三厅工作的许多文化名人，如田汉、阳翰生、冯乃超、画家司徒乔、高龙生、张文元、李可染以及我父亲等，都来到金刚坡下赖家桥附近安家落户。”

展厅一角

1939年初，傅抱石随政治部第三厅携全家老小从广西迁至重庆，定居于成渝古道上的金刚坡下。重峦叠嶂，林木茂盛的金刚坡结束了傅抱石颠簸流离的生活，给予他心灵的欣慰与艺术的滋养，其独特的技法“抱石皴”正源于金刚坡的山水与风雨。傅抱石自谓在金刚坡的时期是“一生最幸福的一个阶段”。

傅抱石 《潇潇暮雨》 轴 纸本 设色 纵103.5 横59.4 1945年作 南京博物院藏(图片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提供)

古人多半不直接画雨。傅抱石在重庆金刚坡下常见暴雨来袭，常听山雨呼啸，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作画时，他先用大笔猛刷急扫，画出风雨的磅礴气势，然后再用墨笔画出大体山势，渲染勾勒细部。傅抱石十分注意下笔的方向与速度，使人能从作品中回味雨点的速度与力量，并扩大了对中国画水气质感与层次空间的诠释。

从傅二石回忆录中我们可以获悉，当时很多文化艺术界人士，都曾经在金刚坡下落脚过，而傅抱石这一呆，就是近七年。这期间创作了数百幅画，许多为世人所熟知，如《潇潇暮雨》、《万竿烟雨》、《丽人行》、《屈子行吟图》等等。傅抱石每于画作题上“作于重庆西郊金刚坡下抱石山斋”，于是在人们心目中，“金刚坡下抱石山斋”成为傅抱石许多绘画精品的诞生地。

傅抱石 白居易《琵琶行》诗意图 轴 纸本 设色 纵143.2 横68.9 约40年代 南京博物院藏(图片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提供)

《琵琶行》是傅抱石最早的仕女画。画中，一株大树当心直立，遮天压地，使整个空间显得紧迫。诗人与客寂静不动，倾听琵琶女的弹奏，感叹着同命相怜的身世。傅抱石用悲凉的气氛充斥了整个空间，但不让人感到消沉，他用一种抚慰人心的精神之美诠释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人性关怀，治疗观者内心的创伤，消释观者灵魂的痛苦。

傅抱石在重庆时期的作品，分为人物画和山水画两部分。人物画主要表现历史上的影响的人物和人物故事，如屈原、苏武、石涛，同时也以古代优秀诗篇为创作的题材，如《琵琶行》、《长干行》、《唐人诗意》、山水画以《夏山图》为代表。

展厅一角

在金刚坡生活的几年里，傅抱石不断地宣传抗日，发表学术著作，不断地创作国画，进行篆刻实践，以高昂的爱国热情高擎起“在学术上战胜敌国”的旗帜，守望民族的文化，重塑民族的信心。傅抱石的绘画是用浪漫的古典题材表现现实的爱国意义，他以从容的姿态关注自己、他人乃至整个人间的命运，坚守以中国画为艺术的基本形式和精神格调。这是一种符合时代需要的艺术，一种鼓舞大众民族信心的艺术。因为金刚坡，傅抱石对于神州的山水有了更多的感动;因为傅抱石，群山环绕的金刚坡被世人所知。

从山城云雾烟雨中走出来的“抱石皴”

1942年抗战期间傅抱石一家摄于重庆郊区金刚坡左起：傅抱石、傅小石、外婆、傅二石、罗时慧(图片来源于网络)

傅抱石创作题材的来源有四种：撷取自然、诗境入画、历史故实和临摹古人。其中，历史故实是其人物画创作的主要路线。傅抱石擅长史论研究，熟悉文学故实，习惯以历史典故、文学名篇为题进行创作。并且同一题材的作品往往会举一反三，反复实践。一旦探索出一种成功的人物组合、摆布方式后，傅抱石会在多幅作品中加以复制。

《万竿烟雨图》 轴 纸本 设色 纵110.2 横62.7 1944年作 南京博物院藏(图片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提供)

此画是傅抱石“金刚坡时期”的代表山水画作品，是作者根据屋后的实景所绘。作品气势恢宏，潇洒灵秀，其魅力在于“抱石皴”。这种“皴法”以气势取势，磅礴多姿，自然天成，也成为傅抱石“打破笔墨约束的第一法门”。

从《万竿烟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傅抱石远处的笔锋不是一笔笔画出来的，而是有着旋律，一笔下去带出几根线条。江苏省国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傅抱石研究专家萧平表示，中国绘画一部分来自书法，行笔中有节奏和旋律。“我只见过老师一次现场作画，他画画是非常快的，并且很有力量。他将刻图章的力量放在笔锋之上，快且有力。创作方法可以归纳为‘大胆落笔，细心收拾’。喝完酒微醺之后快速作画，酒醒之后再来加工，最后的收拾是非常重要的。像补皴，渲染，矾加上胶再甩在画面之上，一下就把四川烟雨迷离的景象画的非常到位。同时也反映了他在暴风疾雨中‘痛快淋漓’的心境”。

金刚坡与万竿烟雨取景地(图片由韩祥生提供)

谈及傅抱石金刚坡时期的绘画特点时，萧平指出傅抱石的研修是全方面的，并非单一，蕴含着多种因素，从他的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生经历。“1939年那个时期的作品还不是很成熟;1939到1942年开始，傅抱石进入了大量探索和尝试的阶段，重庆潮湿多雾的山山水水对他形成绘画风格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到了1944年，他的技法已经达到成熟。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万竿烟雨图》很好的反映了先生成熟期的基本技法，用散锋乱笔表现山石的结构，形成了独特的‘抱石皴’。重庆多雾、潮湿的气候很难用完全传统的皴法去表现，可以说重庆成就了傅抱石，新创造出的抱石皴也非常的适合他洒落的心境和情怀。”

对于傅抱石对于传统的取法，萧平表示，“一个来自东晋到六朝，这是中国绘画比较大的转折期，傅抱石抓住了顾恺之，对人物的头部，表情、眼睛的刻画非常特别。另一个时期为明末清初，那是中国画花好月圆的时期，处于山水画的辉煌期，国家处在危亡阶段的他用古代爱国人士的经典故事，来激励现代人。”

傅抱石 《苏武牧羊图》 横幅 纸本 设色 纵62 横84.8 1943年作 故宫博物院藏(图片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提供)

《苏武牧羊》是傅抱石“历史故事”绘画作品里的常见表现对象，此为创作较早的一幅。苏武是西汉大臣，40岁时出使匈奴。匈奴首领单于将其扣留，并威逼利诱，迫其投降。苏武坚贞不屈，无所畏惧。单于便将他放逐到北海(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件)牧羊，希望用残酷的环境动摇他爱国的信念。但苏武始终紧握汉节(汉朝发给使臣的符节)，坐卧起行，不离其身，节旄尽落，不易其志，在19个寒暑之后终于重回故土。

傅抱石 《屈子行吟图》 (图片来源于网络)

1942年，郭沫若写下历史剧《屈原》并在重庆演出，同年，傅抱石画了第一幅《屈原》(南京博物院收藏)，此后又画了好几幅。此外还有《九歌》中的人物，苏武牧羊，文天祥等，在当时特定的抗战形势下，将其爱国的心境表露于画面之中。

“郭沫若在文章中描述父亲当时的状况是“穷，穷，第三个字还是穷”。但父亲是个极其勤奋的人，生活上的巨大压力并未打乱他的工作计划。父亲仍不断地写宣传抗日的文章，不断地发表学术著作，不断地推出国画新作，举办画展，也从没停止对篆刻艺术的研究与实践。”从傅二石的回忆中我们得知，傅抱石除了写作，画画和印章篆刻也从未停止过。萧平也表示，傅抱石先生从20几岁开始发表文章，到61岁去世，每年都会有文章或者书籍发表，累计数量150多件，达250多万字。出身贫苦的他是一位身体力行的“苦学派”。

1942年6月，傅抱石创作了《屈子行吟图》。画面上，面容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行走于浩淼的烟波上，似乎可以听到屈夫子惊天地、泣鬼神的吟咏，表达了“百代悲此人，所悲亦自己。中国决不亡，屈子芳无比”的主题。郭沫若称这幅画和历史剧《屈原》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为此画赋诗，成为一时的美谈。

傅抱石 《湘夫人》 册页 纸本 设色 纵35.4 横41.2 约1943—1946年 故宫博物院藏(图片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提供)

“湘夫人”是傅抱石仕女画的主要题材之一。他一生创作无数，或立轴、或册页、或扇面，深受人们的喜欢。傅抱石创作湘夫人将画面定格于屈原《九歌•湘夫人》之“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满纸木叶随风飘洒，或近或远，或聚或散，徐徐翻飞落下;一位典雅的女性，亭亭玉立，微步其间，娟秀的面庞上，柳眉、杏眼、樱口，是古典的至美，那穿过落叶含情远望的眼波，隐隐透出了些许惆怅，完全是一个清空洒落的境界，一个曼妙美丽的倩影。

同年10月，傅抱石在其“傅抱石壬午重庆画展”自序中曾对金刚坡如是描述：我住在成渝古道旁，金刚坡麓的一个极小的旧院子里，原来是做门房的，用稀疏竹篱隔作两间，每间不过方丈大，高约丈三四尺。全靠几块亮瓦透点微弱的光线进来，写一封信，已够不便，哪里还能作画?不得已，只有当吃完早饭之后，把仅有的一张方木桌，抬靠大门放着，利用门外来的光作画，画后，又抬回原处吃饭，或作别的用。这样，我必须天天收拾残局两次，拾废纸、洗笔砚、扫地抹桌子都得一一办到。所以这半年来，内人和三个小孩子，都被我弄得莫可奈何，当我作画的时候，是非请他们在屋外，竹林里消磨五六小时或八九小时不可的。

傅抱石 《山阴道上》 轴 纸本 设色 纵137.9 横40.2 1944年作 南京博物院藏(图片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提供)

山阴道位于绍兴西郊一带，以风景优美著称。袁宏道诗云：“钱塘艳若花，山荫阴如草。六朝以上人，不闻西湖好。”《世说新语》有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曾长期主攻六朝绘画史的傅抱石自然对这个典故十分熟悉，从40年代起就喜欢创作此题材，借此承接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取向，延续传统文化的审美内涵。

条件虽然艰苦、简陋，傅抱石却不以为意，“作画的实际环境虽然如此，但若站在金刚坡山腰俯瞰，则我这间仅堪堆稻草的茅庐，倒是不可多得：左倚金刚坡，泉水自山隙奔放，当门和右边，全是修竹围着，背后稀稀的数株老松，杂以枯干。以金刚坡为中心周围数十里我常跑的地方，确是好景说不尽。一草一木、一丘一壑，随处都是画人的粉本。烟笼雾锁，苍茫雄奇，这境界是沉湎于东南的人胸中所没有所不敢有的。我的山水的制作中，大半是先有了某一特别不能忘的自然境界(从技术上说是章法)而后演成一幅画。在这演变的过程中，当然为着画面的需要而随缘遇景有所变化，或者竟变得和原来所计划的截然不同。许多朋友批评说，拙作的面目多，几乎没有两张以上布置相同的作品，实际这是造化给我的恩惠。并且，附带的使我适应画面的某种需要而不得不修改变更一贯的习惯和技法，如画树、染山、皴石之类。个人的成败是一问题，但我的经验使我深深相信这是打破笔墨约束的第一法门。”

傅抱石重庆时期的人物画以形求神，刻意表现人物的内在气质，虽乱头粗服，而矜持恬静。表现金刚坡下、成渝道上的秀美景色，反映巴山夜雨的情景意趣，成了傅抱石这一时期的山水画创作的主题。他继承宋画的宏伟章法，取法元人的水墨逸趣，畅写册水之神情。而他的画法也一变传统的各种皴法，用散锋乱笔表现山石的结构，形成了独特的“抱石皴”。这种皴法以气取势，磅礴多姿，自然天成，也了傅抱石“打破笔墨约束的第一法门”。

傅抱石 《夏山图》 轴 纸本 设色 纵111cm 横62.5cm 1944年 北京故宫博物院(图片来源于网络)

全图采用截景式构图，崇山峻岭的崔嵬壮阔被进一步强化，以硬笔散锋写就的石壁巍然峭拔，山间升起的淡淡青烟四处流动，一文士执杖携童在万木葱郁的小径上信步而行，本应浓重湿润的暑气似乎已被满目青翠的群峰所吞噬，消散得无影无踪。虽然图称“夏山”，却没有炎炎烈日与潮湿空气带给观者的沉闷之感，反而使人感到凉爽畅快，正是画家匠心独运之妙。1944年，周恩来在重庆赖家桥与文艺界人士相聚一堂，向画家求得此图。之后，历经战乱，屡次迁徙，竟得完璧，幸甚幸甚。1949年后，藏于中南海。后归故宫博物院珍藏。

1944年9月，傅抱石创作出代表作《夏山图》，这件作品是难得一见的落拓大幅，狭长高旷，说是表现唐人诗意，更多的还是蜀中山水秀美的景致，用笔潇洒，用墨酣畅，并将水、墨、色融合一体，尤其是作品中的墨色表现，浓墨处浓黑透亮，淡墨处秀逸而朦胧，蓊郁淋漓，气势磅礴，此外，作品中傅抱石用笔也变化多姿，在墨色将干未干时，以散锋乱笔尽情挥写，体现了傅抱石用笔经典特征，也组成了作品画面的有机节奏。在“金刚坡”时期的作品中，此件堪称大尺幅，而其题签也为傅抱石亲自书写，可见对其重视程度。擅长刻图章的傅抱石在作品中采用了黑白对照的方法，将印章中对于朱白的经营用在了画面当中，老人和小童的留白与画面上部的云相呼应。虚实相生，交相呼应，是傅抱石创作中很重要的一条，在此幅画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傅抱石 《日暮归庄图》 卷 纸本 设色 纵44 横61.6 约1945年 故宫博物院藏(图片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提供)

山间烟云明灭，四处弥漫;远山在苍茫中隐去，渐远渐淡。画面下方，一农户荷锄过桥，桥下流水穿行，水声潺潺。此画借用细腻的对“动”与“精”的表达，表现了万物的和谐与宁静。画中归家农户的点缀，更使得整个画面的云雾弥漫出冷寂的乡情。

同年9月，傅抱石又以诗圣杜甫的代表作乐府诗《丽人行》为题，创作了世纪名作《丽人行》。徐悲鸿赞此“乃声色灵肉之大交响”，一语点出此画真谛。后，张大千题此画：“开千年来未有奇，真圣手也。色勒衣带如唐代线刻，令老迟(陈老莲)所作亦当检衽。”作品表现了杨贵妃家族三月三外出郊游时的盛况，“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真远淑且真”，反映了君王的昏庸和时政腐败。无疑，傅抱石此时此地的表现，所指是显而易见的。

傅抱石画人物画喜欢用宣纸，山水画喜欢用皮纸。但是在1938年以前，无论是人物画还是山水画都是用宣纸的。1938年至1946年，由于傅先生在四川，宣纸极难购买，贵州皮纸则到处可购到。这种纸质地粗糙，色赭黄，但对墨色反映还有可取之处，所以这一时期画人物的老人和山水常用贵州都匀县出产的皮纸，画仕女画常用宣纸。

对美术理论的研究

展出傅抱石手稿

初到重庆的一年里，因为政治部的工作没有展开，傅抱石有了一个全力画画的机会，并利用这一时机，创立了自己的画风。同时，他又开始了美术史论的研究，以期通过学术研究来论证“中国美术的精神，日本是不足为敌的”，从一个侧面鼓舞了抗战时期国人的信心。这一年，傅抱石看到日本的《改造》杂志上发表了横山大观的一篇题为《日本美术的精神》的文章，对其中有“圣战”的言论十分不满，撰写了《从中国美术的精神上来看抗战的必胜》，鲜明地提出“中国美术是‘日本美术的母亲’”，并指出中国美术有三种伟大的精神：“第一，中国美术最重作者人格的修养;第二，中国美术在与外族、外国的交接上，最能吸收、同时又最能抵抗;第三，中国美术的表现，是‘雄浑’‘朴茂’，如天马行空，夭娇不群，含有沉着的、潜行的积极性。这三种特性，扩展到全民的民族抗战上，便是胜利的因素。”这一时期，傅抱石还编著了《明末民族艺人传》，同样表达了傅抱石胸中的民族气节。

“往往醉后”

展出傅抱石印章

傅抱石喜酒，也很喜欢在酒后作画。依靠酒后的醉意进入那种自由自在的创作状态，率性而为、返朴归真，酣畅挥洒。因而“往往醉后”的印章常常出现于其画作之上。

傅抱石对于酒的热爱，用女儿傅益璇的话便是：“一睁开眼就要喝酒”，在其儿子的记忆里便是“我对父亲的‘最大贡献’是到店铺替父亲打酒。父亲酷爱饮酒，无论吃饭、作画都离不开酒，甚至在看书、写文章，与朋友聊天时也少不了酒。”傅抱石自制闲章“往往醉后”，取材于石涛原句“每于醉后见天真”，意寓“往往醉后见天真”。可能是那半醉半醒间的激情让他灵感迸发，酒精的催眠使内心的晦暗与苦闷得以释放，让其将对这乱世的愤怒和反抗化为力量全部倾注于他的画中。

1945年8月15日，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曾经蹂躏了中国人民八年的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傅抱石举起酒杯，用他特有的方式庆祝民族的解放。当年10月，他和全家离开了居住了近七年的重庆“金刚坡下山斋”，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

傅抱石长期买酒的商店(图片由韩祥生提供)

据傅二石回忆，父亲曾在1960年特地到金刚坡重游故地。“当父亲站在‘坡脚’当年打酒的地方回忆往事时，忽听到有人大声直呼‘傅抱石!’定睛一看，原来是蹲在店铺门口的一个矮小老头。仔细辨认，此人正是当年的房东。他在土改时被送到新疆劳改，劳改结束后刚刚遣回金刚坡。他初见我父亲开始也不敢认，待确认后才猛然一喊。就在这一喊中，父亲似乎又见到了当年那个神气活现的老房东。”

结语

抗战时期的美术，是中国美术史上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宏伟史诗中一段可歌可泣的艺术华章。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中国画•绘画大师抗战时期作品系列展”此后还将举办齐白石、张大千和徐悲鸿抗战时期作品特展，集中反映绘画大师抗战时期的艺术成就、艺术创作勤奋与激情。

　　注：文中资料及部分图片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提供